当姬卫京才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把零用钱攒起来，存进银行。父亲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回答说：“我要把钱留着以后做大事用。”
现在姬卫京已经在狮城开了一个名叫方姬文化教育机构的公司，聘用了60多名教师，在20多所小学教授趣味华文课程。虽然这可能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但她觉得，有了这个辛苦奋斗出来的结晶，心里挺踏实。
姬卫京来自北京，如果你熟悉中国国情，听她这个意在“保卫北京”的名字，就能猜出是在文革时期出生的。这个男性化的名字，和姬卫京甜美的笑容，温柔的语调有些不相称。不过，她觉得倒是和自己的性格蛮相符。“父母从小就是把我当男孩子来看待，教育我要坚强、自立，绝不能依靠别人。”
姬卫京1996年只身一人来新加坡，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当时只有23岁。刚来时她发现虽然新加坡人的父辈大多数也都是来自中国，可是人们对中国缺乏了解。听到她开口讲华语，就显露出另一种脸色。
“一次，我去购物，售货员竟问我中国有没有彩电？还有一些老人问我是不是来自唐山？让我挺纳闷，直解释：我是北京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唐山指的是中国，而不是那个70年代曾经发生大地震的北方城市。”
说到这里，姬卫京笑着摇了摇头。她说，正是这种文化差异，和一些人对中国的偏见促使她有了要开办教育公司的念头，宣扬中华文化，同时向新加坡的青少年介绍中国。
然而真正要迈出这一步，对向来从事贸易工作，从没有教过小孩子的姬卫京来说，绝非易事，在旁人看来，更好像是异想天开。
辞去高薪工作花半年研究教材
不过，按肖牛的姬卫京的话说：“我就是有一种牛脾气，认准了就不回头。”1999年，她辞去了高薪工作，把自己关在家里半年，从汉语拼音啃起，把新加坡小学生各年级的华文教材，教师手册，研究透彻。
“我那时候，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除了在家‘自学’，还请教了好多位新加坡的资深教师，也把教了几十年书的老爸接来新加坡，担任军师，同时向他学习各种教学方法。”
就这样，姬卫京自己编写出了一套小学趣味华文教材，注册了方姬文化教育机构，并准备到各学校去开课。
然而，这时困难才刚刚开始——推销课程。“我按照学校名录一家家地去拜访，希望校长们能接受这些新设计出来的课程。可是，因为当时我对新加坡的环境不熟悉，常常走‘冤枉路’。有的时候搭巴士，挤地铁到了目的地后，就是找不到学校在哪里，原来学校已经搬迁了。
创业首年最困难
“你想，去见校长也不能穿凉快的休闲装呀，怎样也要穿正规的外套。可是这样的装束再背着装满了课程介绍材料的大书包，烈日底下马不停蹄走半个小时都找不到学校，你说得有多热，心里得有多着急。”
“等满头大汗找到学校，见了校长，通常他们的反应就是，‘江湖’上都没听说过你这一家，我凭什么认可你？这时候，我的心又一下子凉了半截。”
“公司创办的头一年是最难的，这段时间里我连一个客户都没有。那时我有些动摇了，不断地问自己‘有付出就真的能会有所得吗？该不该现在就结束？要不然又得付房租又要花车马费，亏得更多’。”
姬卫京说，与她公司类似的教育机构在新加坡确实不少，每一家都想尽办法说服校长，打入学校。校长们当然不会轻信任何一家。因而她要讲一堂课，让校内所有华文教师听后都满意才行。
聘请的教师都经过培训
她说：“其实也正是公平竞争这一点，让我觉得新加坡很适合创业。”姬卫京说，在中国，通常是有钱才好办事，要办公司，多少先得懂得打点。在新加坡，就省去了这些麻烦。这样就可以把力气多用在教学和管理方面。
由她聘请的教师，无论已经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都先经过培训，学会以唱歌谣的形式来教汉语拼音，通过演短剧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文，从而让每个学生感到上华文课是有趣的，而并非苦差事。她和教师们努力的目标就是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优化教学效果。
此外，公司也组织一些学生到中国山东省等地的学校浸儒，与当地学生进行交流的同时，也能学到更多华族文化知识。
姬卫京说公司创办的那年，接到的第一宗生意是为宏茂桥一家邻里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开办课程，一年的收入才不过2000元，扣除老师的薪水，课本费用，最后一分钱没赚。
现在，经过四年不懈地努力，方姬文化教育机构开办的课程已经推广进入了20多所学校，其中还有一些是名校。年利润额也逐步上升。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是除了开发本地的华文教育市场，也将到中国开办英语等热门课程，在新中学生间连起一条纽带。
“我发现中国的学生在出国前觉得外国什么都好，等出来后却又觉得什么都不好。中国的青少年对新加坡也同样缺乏了解。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文化，新加坡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这些我都想介绍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