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潮的兴起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日益加深，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逐渐进入高潮，这一切促使光绪皇帝加速进行变革，其中之一就是向比自己强大的日本学习。清政府首次派青年去日本留学是在1896年，当时因中国在日设领事馆的需要，从国内选派了13名学生去日本。由于这些人一点日语基础都没有，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因此负责接受中国留学生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他们租借了一栋房子，派专人教授他们日语和各门普通学科的知识。三年之后，除了其中四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学业外，其余九人顺利毕业。在这九名毕业生中有三人在东京继续深造，其中最年轻的唐宝锷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唐宝锷回国之后，曾经担任中国律师学会会长，是中日间进行法律交涉的专家。
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在各自的范围内选派学生去日本留学。在地方上积极倡导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了二十多名学生去日本学习陆军和文科方面的知识。他在《劝学篇》一书中，大力提倡到日本留学，并强调说：“出洋一年，胜于读四书五年”，“入列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张之洞还明确提出留学日本有五大优势：路费少，易考察，文字易懂，习俗类似，而且西学已经得到日本人的整理，学起来比较容易。不久上谕下令将《劝学篇》颁行各省，遵照执行。之后各地都掀起了学习日本、留学日本的热潮，南、北洋大臣和浙江求是书院等都逐渐派出了自己的留学生。到1899年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人，其中在日本陆军的预科学校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最多，共有41人，主要来自湖北、浙江等地。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在日本军营中受训的不少中国留学生被迫返回国内。但这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1901年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复议新政折》，仍大力提倡到日本留学，并主张给予成绩优秀的自费留学生以进士、举人等资格。而那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进士、举人等，由于没有留学经历，不授予官职。这个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同年九月，上谕下令各省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以督促之。在这种情况之下，留日中国学生的人数开始增加，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统计，人数为573人。为了对留学生的能力等各方面进行考查，清政府在实行鼓励政策的同时，也给予留学生以实际的资助，所以初始大部分学生都是官费的。
在日本方面，也非常注意吸引中国学生。许多日本文武大员都先后向清政府游说，并许诺由日本政府提供部分留学生的全部费用。日本国内也有各界人士从事与中国留学生相关的工作。日本之所以这样做，自然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可以加强同中国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生活上的熏陶、习染，密切两国的感情。同时受日本教育的学生回国后，有可能在军事、政治上担任要职，这样就会对清政府军事、政治等相关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留日学生种种
但不久以后，清政府的财政日益困难，连日常的开销都无法满足，官费留学生的人数大大减少。1903年张之洞上奏主张鼓励自费留学生，获得清政府批准，并放宽了留学的资格。当时规定，自费留学生只要有家长报名，并且通过了各省学务处的考试，就可以办理相关的出国手续，各馆的办事人员不得刁难。后来清政府又规定自费留学生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外国大学，就可以转为官费培养。为确保自费留学生能完成学业，清政府还规定，自费生如果经费不足，或者因病、自然灾害面临困难，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
当时，清政府的新学制也开始实行，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因此很多青年把希望寄托在去日本留学上，自费留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还规定，中国留学生如果在日本学堂毕业，可以根据学堂及所学程度的好坏给予奖励。在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实业学堂、大学堂、国家大学堂以及大学院毕业，并且获得了优秀文凭的学生，分别视情况授予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出身等功名，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录用。1904年清政府制定了《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根据此章程，1905年将对部分留学日本的毕业生进行考核，分别授予举人、进士出身并实授以官职。这样做给青年学子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就获得功名的仕途道路，自然吸引了一大批渴望进入仕途的青年。日本学者青柳笃恒曾经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学子们相互约定，一声“向右转”，纷纷辞别国内的学堂，乘船东去，不远千里，不怕艰辛，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
在这些留学生中，大部分是青年，但也有一些是已经有了功名的举人、秀才等。当年留日学生编写的《留学生鉴》中就说：留学生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邻强之日薄也，吾之所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留日学生自办的刊物《游学译编》，在1903年发表了《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一文，极力动员家乡青年去日本留学，并大声疾呼：“惟游学外洋者，为当今数吾国惟一之方针。”
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日本军事的强盛进一步得到印证。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传统的登龙之术被新学所代替，要求学习新学的人数日益增加。但学校和教师却非常缺乏，于是很大一部分人更把留日当做自己的目标，这对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1904年初，留日学生有三四千人。1906年留日学生的人数达到八千以上，有些书中甚至记载说有一两万人。
这种种因素，促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的第一个留学日本潮。留日学生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忧患和自强的意识。学习的范围涉及到日语、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其中以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的人最多。由于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留学生们渴望早日实现民族自强，因此当时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的人很多，能够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人并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个现实的原因，即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很大一部分自费生限于经济原因，往往急于求成，所以学习质量也不容乐观。
留日与革命
1898年的戊戌维新、1900年唐才常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迫害，从事变法活动和反清起义的领导人纷纷流亡到日本，每次都有大批的青年人追随前往，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批流亡的反清志士，在日留学期间积极编辑出版各种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0年创刊的《开智录》和《译书汇编》，是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以省、乡为单位的同乡会、同学会，也纷纷创办具有自己地区特色的刊物，如《浙江潮》、《江苏》、《云南》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由留日学生自己出版的宣传革命的报刊有六七十种，其中不少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刊物。这些刊物除了在日本发行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运回国内，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留日学生还积极翻译西方的书籍，介绍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1900年译书汇编社成立，这是留日中国学生最早成立的一个翻译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是进步团体励志会的成员，他们认为，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就要学习效法欧、美、日本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于是把有关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著作的日译本再转译成汉语，刊行于日本以及中国国内。这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和促进民族觉醒，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01年广东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广东独立会”，这是留日学生成立的第一个爱国团体。到1904年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些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这些革命团体在举行地方起义失败后，其成员往往又逃往日本。
1903年沙俄强占中国的东三省后，拒不按约撤兵。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召开了有五百人组成的抗俄大会，并成立了“抗俄义勇队”。他们编队操练，随时准备回国参加抗俄战斗。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消息后，致电清政府，说他们“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后来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下令解散抗俄义勇队。留日学生迫不得已，把“抗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继续进行抗俄活动。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吴玉章回忆说：“这一运动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洪流。”于是日本的东京逐渐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海外基地。
在革命团体纷纷成立，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的前三年内，90％以上的成员来自留日学生。同盟会内部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创立了一套系统的、比较完整的组织方案，很快成为当时领导反清革命的中心力量。在众多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不少杰出的爱国革命志士，如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鲁迅也是当年留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之一，1902年他被江南督练公所公派到日本留学后，第二年断辫明志决心抗清，之后在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浙江潮》上发表的译著中，就有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等，这是他胸中迸发的用文学改造国民精神的最初的火花。
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的人数开始下降。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1905年日本制定《取缔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进行种种的限制和歧视，引起了留学生的强烈不满，一些留学生因此回国。清政府方面，1906年制定了对留学资格进行限定的政策，规定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并且学过日语的人才能到日本留学。另外中国的学校教育也逐渐普及起来，有些日本人也开始来中国担任教师。再一点，留日浪潮的兴起引起了欧美各国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吸引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美国，1909年开始用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美，1911年开始出现留美的热潮。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在革命派的影响下纷纷回国参加革命活动，这也使日本留学生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到191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锐减到一千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