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兴起，一方面是适应了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渴望学习法兰西式的民主和科学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希望创造一种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工读相结合的新型留学模式，让更多的青年赴海外求学，增长知识和才干，改造中国。但是，真正做到“亦工亦学”，是相当困难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到达法国后，开始还赞美法兰西的强大、民主和科学的发达，实际生活一段时间后，则体会到工和读的双重困难。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的衰退和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大批华工的悲惨遭遇，又使他们努力寻找新的救国方案。通过帮助华工补习功课，学习文化知识，他们则增强了组织才干和发动群众的才能。这就使留法勤工俭学成为政治色彩浓厚的“政治留学”，变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体验，于是产生了新的政治收获，并通过国内的报刊传播，为五四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概而言之:劳工神圣。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作为留法勤工俭学领袖人物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这实际上集中反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新的思想追求，"劳工神圣"的口号很快在留法生中广泛传播开来，并成为五四运动中一种新思潮。诚如当时报刊所概括的："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留法勤工俭学生还把他们的"亦工亦学"看作破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的最好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劳工神圣"的最好途径。当他们谈起勤工俭学体会的时候，总是宣称只有通过"工学结合"才能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有一篇文章将勤工俭学的好处归纳为五条："

（一）中国读书人不惯于劳动，中学毕业生每每无事可干，人皆称之为高等游民。彼等能作如此苦工，真无不可作之事，真所谓能文能武，何等自由！

（二）中国读书人往往怕失面子，无论穷至如何，总不肯脱下长衫，穿工人衣服，无论无事可做，情愿在家闲坐。他们看作推车、挑担都是低了个人的志气人格，因此读书与做工显然两途。今彼等如此坚忍做工，实为吾国造平等自由之幸福。

（三）中国学生往往因无钱求学，因而半途废学，成功失败均听自然，自己毫无主宰，今如勤工俭学生，自己为自己开路途，自由自在。若人人如此，则人人皆可以求得知识学问也

（四）中国习惯，家族多以一二人为生，其余不但坐吃闲饭，且必须服侍。此种人并非不能做工，实实不屑做工。今彼等有学问者皆自己做工，则将来其家中必无坐吃闲饭者。

（五）吾人因须保存读书人体面，遂发生极我不自由情事，且随处皆感困难，皆为身份二字使然。今勤工俭学之精神，大可击破这种流弊也。据余所知，以上种种皆系精神上之一种信仰，一种真乐，故做工劳苦，亦不能移其志也。"这五条讲得比较得体，大致反映了那时留法勤工俭学生试图通过勤工俭学来破除传统的轻视劳动的旧观念，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的美好的思想追求。这种思想理念在五四后半个多世纪还十分流行，造成的问题也令人痛心不已。可见，一种科学理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历史的积淀与选择。

     经过五四风暴的洗礼，一批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如周恩来、许德珩、蔡和森等，渴望到法国以及欧洲留学，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经”。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人数大增，在１９２０年出现了高潮。随后，勤工俭学生的政治意识越来越浓，尤其是经过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二二八”斗争、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八一三”事件和进驻中法里昂大学政治运动之后，一批激进的留法生组党、结社，努力推进国内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