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十天的海上漂泊，猛然看到新大陆，孩子们此刻的心情，无异哥仑布当年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激动、兴奋、欢声雀跃。为了显示大清国的威严，护送学童赴美的官员们在美国人面前展示了中国特有的文明，命令30名幼童穿上在上海时政府准备的蓝色长袍、酱色马褂，头戴缎帽，脚登缎靴，各自提着小行李箱，排成整齐的队伍，在护送官员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从轮船上走下，踏上美国的土地。

　　甫一上岸，一切对孩子们来说都是新奇的，宽敞的马路，高矗的洋房，到处奔跑的汽车，花花世界，令人目眩。而大多数的美国人，一见到这批扎着小辫，身着长袍、马褂，脚着缎靴的小孩子，也感到无比的惊奇，孩子们每到一处，总是观者如云。美国人的好奇心并不在于肤色的不同，穿着的新异，而在于拖在每个孩子脑后的小辫子。当30名清一色的中国学童一出现，美国人惊讶地大叫：“看，中国女孩。”有的顽皮的小孩还敢跑过去摸一摸小辫，然后发出新奇、嘲弄的笑声。身后拖着一条长辫，是当时中国男性公民特有的标志，但在美国，似乎只有女孩才梳小辫，也难怪美国人会把这些小孩称为“女孩”。

　　从旧金山登岸，再经过一路奔波，中国学童终于到达了留学地春田。幼童到达美国后，一切由容闳来安排。容闳接受了耶鲁大学教授Ｈａｄｌｅｙ和康省教育司Ｎｏｒｔｈｒｏｐ的意见，把这些孩子分别安置在当地美国家庭，每家二三人，目的是让这些学童先适应英语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和美国人先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感情，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至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逐步融入美国社会，然后再进行学习。我们从祁兆熙所写的《游美洲日记》中可以看出第三批中国幼童到美国后学习的情形。如：

　　朱锡绶、曹茂祥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阿福学习；
　　祁祖彝、朱宝奎住叟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慕阿学习；
　　梁如浩、唐绍仪住四北龄非尔书馆，从格尔登学习；
　　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弥那学习。

　　这种教育方式对初到美国的中国幼童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中国幼童很快地融入美国社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幼童和他们的美国老师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幼童们迅速学会了英语，同时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

　　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温秉忠在1923年一次讲演中回忆道：

　　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

　　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

　　也就是短短几年，中国幼童彻底美国化了，1876年李圭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见到120名中国幼童：

　　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中国幼童在美国的学习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他们在“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当时的随行翻译就说：这些幼童在哈佛读书二年，远胜在香港读书五年。

　　清政府在派遣这些幼童出国时就有顾虑，害怕这些孩子到美国后西化，所以尽管平时学童分住在美国老师家中，但同时规定3个月必须到清政府主管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学习华文一次，每次12人，一次14日。这一批完毕，下一批继来，以次轮流，周而复始。学习的内容无外《孝经》和宣讲圣谕。清政府为了不使这些孩子西化，真可谓费尽了心思，请看当时接待幼童的“哈富公馆”（“出洋局”美国办事处）的内部情形便可一目了然：

　　洋房上下廿余间，租金岁一千七百两。楼下客位一间、书室一间。书满六架，凡学堂书尽备……并有《汉书》几种及唐诗、官板《三国志》、《胡文忠公集》。对面两间，诸生读书之处。顶上一层，孔子神位。幕友与局主，房于第二层。

　　这哪里是“出洋局”办事处，俨然是中国旧式私塾。跨出国门的中国幼童，好不容易呼吸到美国科学、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气，3个月中又要回到这所旧式私塾中闻一闻腐烂的污浊之气，这种反差是何等的巨大。或许清政府此种举动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身处异域继续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明显抗拒现代化的观念和思想无论如何和留学的宗旨格格不入，在那样的时代下，120名中国学童要背负着双重压力在美国完成4亿人的重托，是何等的艰难。

悲惨的结局

　　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在容闳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对于生活在中国的老爷先生们来说无疑是丢尽了祖宗的脸面，泱泱大国的臣民屈身向“撮尔小国”学习，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除了群起攻之外，就是利用种种借口对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干预。

　　“出洋局”创办之初，曾国藩奏请容闳和陈兰彬同为委员，负责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容闳长于西学，陈兰彬长于中学，曾国藩的本意是想中学西学相得益彰。但到了美国以后，陈兰彬以各种理由对幼童进行限制，不容许幼童参加美国人的祈祷，不容许星期日到教堂观礼，不容许平日幼童游戏、运动，不容许幼童剪辫、改穿西服等。容闳和陈兰彬等人在这些问题上意见相左，矛盾很深。尽管他们都是朝廷委派的官员，但在朝中陈兰彬等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容闳，他们一有机会便恶毒攻击容闳，说他“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攻击他“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当时清政府在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每年仍拨款近150万两白银供奉120名幼童学习，如果仅仅让他们飘洋过海到美国东部去“温习中学”，何必出洋﹖容闳据理力争，反驳陈兰彬等人的不实之辞。后来另一位委员吴嘉善在送往北京的秘密报告中，极言幼童在美国的种种危险：

　　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故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至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而且有害于社会。

　　如此严厉的批评，绝非是危言耸听，实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1881年3月5日，陈兰彬以“出使美国秘国大臣”的名义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中止幼童学业，全体回国。一惯支持幼童留学的李鸿章、奕訢等人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当全体幼童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中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一个个既悲愤又伤心，要知道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再过一二年就可大学毕业。在这四批120名学童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的都还是中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3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

　　有了朝廷的歧视，当这些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官府像对待囚犯一样把他们看管起来，住在“霉气扑鼻”、“潮气寒冷”的“求知书院”里，他们的学业、生活、事业无人过问，这种侮辱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心。受过先进思想熏陶的这一批青年人，已不可能成为大清的顺民，大清王朝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使他们成为强烈要求“彻底清除”旧政府和进行改革的愤怒的一代。

　　“幼童出洋”的理想和试验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但愤怒的情绪却埋藏在幼童们的心间，他们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尽管“幼童出洋”夭折了，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

　　詹天佑——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
　　吴仰曾——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
　　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
　　张广仁——第一位在美开业的华裔律师；
　　梁敦彦——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总长；
　　唐绍仪——民初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