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选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并非出于富国强兵、潜心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本愿，实乃一种无奈的举动。

　　1840年以后的中国，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之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外交人才、外语人才的匮乏使清政府大伤脑筋。19世纪60年代悄悄萌动的洋务思潮，开始将大规模的官派留学生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回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何等的闭关愚昧，“泱泱大国”、“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使他们很难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然而偶然事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了，中国人不满意外国传教士的胡作非为，在天津的传教士遭到围攻，许多传教士被愤怒的国人杀死。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康乾盛世，任何国际纠纷都不会发生，但它发生在晚清这个特定的社会，在西方列强张狂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妥协了，不得不派朝中大臣来处理这个棘手的“国际问题”。既然要与西方列强谈判，就少不了精通外语的人才，而此时的清政府才迫切感到人才匮乏的窘况。于是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很快就成为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幕僚。在容闳的帮助下，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在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酝酿。

　　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是中国人留学的先驱，他之所以学成回归就是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远涉重洋，身受文化之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深知留学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他在回国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洋务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计划。容闳的思想很快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们在向朝廷上的奏折中正式提出由政府出资派遣子弟出洋留学。

　　派遣子弟出洋留学，这种呼声出自当时封疆大吏曾、李之口，的确在中国社会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次尝试。就在朝廷内部酝酿选派留学生的时候，英、美驻华公使纷纷向清政府抛来橄榄枝，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生前往留学，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条件已经成熟。1871年8月，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皇帝上了一道具有深远意义的奏章，提出在沪、甬、闽、粤等地挑选幼童，经过考试选拔后，派往美国留学，每年30名，4年共120名；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由朝廷分派工作。这些学生属于官派，不得入外籍、逗留和私自回国，更不允许自谋职业。谁也想不到这道奏折奏上不久，就被朝廷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为了确保这些孩子能在美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同时成立“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办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务。陈兰彬和容闳成为具体的负责者，地点设在美国麻省春田，后来迁到康省哈特福德。殊不知，这两个地方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可以说是容闳“身受文明教育”的故地。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中国幼童到美国前途无限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