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民运”闹成了“一滩烂污”。促进和改变社会应有其它的道路。
　　1982年夏天，一个留着中分发式、名叫王炳章的在加拿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找到那里的另外几个中国留学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在海外成立反政府的政治组织的建议。这三四个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先由王炳章出面挑头，正式对外宣布组织的成立。
　　1982年11月11日，王炳章在纽约希尔顿饭店524房间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表示为了追求中国“民主”，自己将“弃医从运”，创办《中国之春》杂志——色彩斑驳、花样不断的海外“民运”也就此登台了。
　　1983年底，王炳章又在纽约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中国政府迅速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
　　在最初几年，尽管王炳章本人小小地出了一阵风头，但“民联”在广大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没有什么市场。一个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回忆说，王炳章来演讲时，根本没什么人去听。他本来是想来募捐的，结果，一块钱也没弄到。另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的24多岁的留学生说，当年他们那儿则是另一番情景。王炳章上面讲，下面的留学生就“嘘”他，还有人干脆冲上台去抢话筒，和他辩论。最后，双方人马几乎要大打出手了，据说其场面之激烈壮观如同“文革”时两家造反派之间的“文攻武卫”。
　　实际上，就连当时已经参加《中国之春》和“民联”活动的人对王炳章领导的所谓“民运”也缺乏信心和信任。在王炳章宣布“弃医从运”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当初和他一起创办《中国之春》杂志的几个留学生已纷纷离去。
　　1987年12月，王炳章在“民联”的主席职位被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北大毕业生胡平所取代。
　　不久，“民联”组织内部陷入了内斗。1989年1月底，王炳章因种种违纪营私行为而被罢免了“民联”常委和委员的职务。王炳章不服，立即将《中国之春》杂志账号上的78000多美元提取一空，并在1989年4月2日宣布将另组建一个“中国民主党”。
　　就在海外“民运”呼风唤雨不成而几成闹剧之时，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国内“改革精英”和“学运领袖”纷纷流亡海外。1989年9月24日在法国巴黎宣布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使海外“民运”又一时声势浩大起来。同时，不少留学生受“天安门事件”震撼，对海外“民运”组织一向戒备的态度也有所松动。
　　但是，海外“民运”很快又从高峰跌人了低谷。“民阵”的领袖们在明星似的作了一番表演后，便在相互争吵中四散了；而“民联”的斗士们除了写文章，开大会，几乎毫无实际的作为。整个“民运”的发展趋势是，各种“领袖”越来越多，而基本群众越来越少。
　　为了重壮声势，“民联”和“民阵”决定“联合”。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双方终于在1993年9月间举行了“联合大会”。不想，这所谓的“合并”很快就变成了“火并”。为了争夺几个“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位，“民联”内部、“民阵”内部、“民联”和“民阵”之间，在会上打得不可开交。最后选举时，更是有人慷慨陈辞，有人愤而退场，有人伏案痛哭，会场上一片混乱，几致无法收场。
　　如今，认真看待海外“民运”的人已经不多了。就好像“精英”一词一样，“民运人士”在留学生中间也已变成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了。
　　不过，它闹成这样“一滩烂污”，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倒是很值得分析一下。
　　有人说，海外的“民运”之所以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主要是因为没有像样的领袖，一个个都提不起来，并感叹说，要是有某某某那样的领袖就好了。
　　也有人指责一些“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准。争权夺利不说，有些人“投身”“民运”不过是为了个人申请“政治避难”；更有人连捐给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款项也敢贪污；而“民运”的“创始人”王炳章，为了申请一张“工卡”，竟然伪造证件，试图冒名顶替，不想被美国移民局当场抓住。事发后，他居然还大言不惭他说什么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今后从事“民运”的方便，等等。
　　此类指责，也许自有道理，但显然并不切中要害。
　　海外“民运”常以追求“中国民主政治”为标榜，有些参加者更是常以对一种意识形态的背叛姿态来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献媚，但实际上，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多数“民运人士”所具有的“民主”知识只是来自对某些西方思想家理论的一知半解的理解和一些“民主”口号的熟能生巧地运用，而他们头脑中的所有有关政治的基本观念和实际运作技巧仍然是他们年轻时学到的“革命原则”和“斗争经验”。
　　首先，在思想方式上，“民主”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但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终极目的，而且就像当年“革命”一样，成为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绝对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要是略有不同想法，便会立即受到口诛笔伐，其势态之猛烈，言辞之激昂，往往叫人想起“文革”时的大批判。如果“大批判”仍嫌威力不够的话，便会进一步发展到政治性的人身攻击。
　　其次，在发展方式上，海外的“民运”完全摆脱不了“革命组织模式”的影响。闹起“民主”，也先是“建党”，然后是“一大”、“二大”地开会，选“主席”、“常委”什么的。人人争当“领袖”，为名份争得你死我活，好像生怕将来“民主史”上不能记上自己一笔似的。没有人愿意认真做一下“中国各阶级现状的分析”，看看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社会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想想新的民主政治是否应有些新的组织形式。
　　最后，在运作方式上，一些海外“民运”似乎志在发动一场“革命斗争”。游行示威时，“推翻”、“打倒”之类耳熟能详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群情最激愤的时候，有人甚至喊出“建立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豪言壮语”。当然，真正愿意回国“上井冈山”的人实在不多，“豪言壮语”说过后，往往是在美国开起一个杂货店什么的。
　　从根本上说，海外“民运”不过是“革命文化”的一种翻版。对于海外的“民运人士”来说，民主，就像革命一样、是一种“社会奇迹”。而民主的实现，就像革命的成功一样，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在这里，相信“民主”和相信“革命”完全成了一回事，就是相信人类社会的所有何题都应该通过某种激进的政治手段来解决。
　　在海外众多的组织中，1989年9月24日在芝加哥由203所美国大学中的中国留学生组建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弱而集团利益色彩较强的组织。
　　尽管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学自联”较少直接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中。另外，虽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学自联”却有较强的群众基础。自1989年成立以来，“学自联”出于对留学生实际利益的考虑，进行过不少活动，其中包括就“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成功地游说美国国会之类的争取集团利益的政治游戏。而且，“学自联”根据自己制定的章程，已多次顺利地改选了领导。
　　不过，“学自联”也有些“领袖”人物似乎并不甘心将“学自联”办成一个纯利益集团组织。常常出于个人政治信念却以组织的名义在许多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纷争中频频招摇亮相。
　　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大概谁也说不好。今后中国社会也许会出现一些利益集团。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这或许就是一种民主的基础？像宗教信仰的冲突往往导致战争一样，意识形态的矛盾最后总免不了导致革命。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渐近成熟的人类应该能够在革命之外找到促进和改变社会的其它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