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派：向内看——

    20世纪80年代眼光　　

    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人口袋里大多不超过100美元，他们白手起家经历了谋生的种种艰辛。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没有任何亲人，而朋友也大多是境遇差不多的穷学生，留学生的生活压力是相当大的。

    很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在美国又经历了“洋插队”，同样的艰苦卓绝，不同的是“上山下乡”的环境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农村，最大的困惑是前途茫然；而“洋插队”的环境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最大的压力是如何生存。精力、体力和生存智慧在经历了极大的考验之后发挥到极限，因为浸着汗水的每一块钱都来之不易，所以大部分留学生都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著名演员陈冲在展望新世纪时不无辛酸地说：“希望下一个世纪中国人不再把漂洋过海远走他乡当做追求幸福的唯一手段。”

    多年后，当这批留学生的求学生涯告一段落，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买了房子和汽车，稳稳地过上了“中产生活”，这个时候，他们回国后忽然发现：他们掌握着先进的技术，拥有令国内人艳羡的收入，住着花园洋房开着好车，可是“为什么我们感觉自己跟不上潮流了呢”？这是困惑着许多海外归国者的问题。国内主流社会发展得太快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美国他们也很难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于是，游离于两个主流社会之外的“留学生圈子”，彼此成了价值参照系。当他们回国后与国内的主流社会相融合的时候，“跟不上潮流”的症结就在于：他们彼此印证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甚至生活方式都停在了20世纪80年代，对很多事物的观察视角都是“20世纪80年代眼光”，所以感觉不适应是难免的，不过一旦真正回国，经过一段调试和磨合，这种“小误差”很快就找齐了。

    1992年获得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的刘驰说，他回国的最初几年，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两眼一摸黑，经历了一个补课阶段，逐渐打开市场。

    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理解中国市场。一位哈佛MBA、曾任职麦肯锡的王先生从硅谷回来后任职国内某公司CEO，他的业余生活封闭在欧美同学会中，从不深入接近中国市场，面对民营企业客户，常常成了自己发挥口才的讲演场，MBA术语使他成为客户敬而远之的角色。最近因为业务不佳，他又回到了美国。

    国外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直来直去，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呆了十几年之后渐渐已经适应这种简单生活。问题是在他们删繁就简了之后，回到国内对那些言辞背后微妙的潜台词感觉难以捉摸。当绕弯子已经变成一种迂回战术的时候，不适应这种“国情”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一位做风险投资的海外学子曾经与人探讨：“在中国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讨论的结果是：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在狡诈有余而诚信不足的商业运作中，如何来应对由于缺乏商业道德而带来的风险？如果昔日的同学、朋友都能设下陷阱，那么一旦对人性估计不足故乡也有可能变成商战中的“滑铁卢”。

    一位从硅谷回来的留美博士，见识了国内商圈“夜夜笙歌”的生活方式后，先是兴奋了一阵子，而后便感到“太闹”。“在美国我们过的是一种很平静的日子，工作之余与家人、孩子共享天伦，周末或假期出去度假。回到国内几乎天天有人请吃饭，而且我周围好像每一个人都有饭局，给家人留下的空间很小，时间久了就觉得不适应”。

    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的大部分留学生如今大都稳稳地跨入中产阶级：房子、车子、稳定的收入，搭建出舒适的生活空间。一旦决定回国，就意味着放弃这一切从头再来。如果说当初出国是第一次创业的话，那么回国则是第二次创业。尽管有很多人在物质与精神的两难选择中犹豫不决，但还是有一些意志坚定者选择放弃：“当年我们到美国时是一无所有，现在也别太看重自己已得到的东西。”

    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顾茂众，回国创业已经半年了。圣诞节前夕他匆匆赶回美国，因为妻子和12岁的女儿在等着他回家过节。“其实原本我不必这么急的，可是上次感恩节的时候我离开在美国的家，女儿呆在楼上没有下来送我。她和我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关系非常好，她不送我是她心里不高兴。这一幕我总是记挂在心里，所以圣诞节前我一定要赶回去”。像顾茂众这样妻子、孩子留在美国，自己回来创业的“模式”，在海外学子中屡见不鲜。“一般来说，女人对美国的物质生活更留恋，她们更愿意留在美国，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如果回国的话教育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这种‘一分为二’的家庭模式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位回国创业的留学生这样说。

    许多留学归国人员的子女都出生在国外，是母语为英语的所谓ABC（AMERICAN BORN CHINESE），虽然他们大都听得懂汉语，但对汉字的书写和中国文化则知之甚少，回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继续教育问题。北京市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为此建立了留学人员子女教育基地，他们与清华大学附中和附小合办了留学归国人员子女教育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归国人员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些孩子在外国人眼中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眼中又是外国人——因为他们的英语表达比汉语更流利。他们在外国受好的教育，回到中国数学却跟不上同年级组的教学；在中国受了一段教育，回到美国又不适应。所以，很多留学生子女干脆就和妈妈留在了美国，让爸爸做“空中飞人”吧。

    ■国人：向外看——

    各个都是精英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北京秀水东街的美国大使馆门外，每一个工作日都是人头攒动，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有人去排队。一边排着队，人们还一边切磋着如何应对签证官“移民倾向”的疑虑。我曾经也是排队中人，当时心里就产生过疑问：怎么出国的什么人都有？到了美国一看，华人世界更是鱼龙混杂，干什么的都有。如今回国了，“各个都是精英”吗？中国有句俗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绝对化，“各个都是活雷锋”已经成为一句戏言，为什么还要相信“各个都是精英”？一位归国者一语破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说到‘鱼龙混杂’的时候，肯定是鱼多，龙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高科技”成了一种现代迷信，跟“纳米洗衣粉”、“纳米水”一样。国内企业与海外归国创业人员谈项目时最爱问的一句话就是：“是高科技吗？”什么服饰一旦成了时髦，很多人就忘了是不是适合自己；“高科技”一旦成了时髦词汇，很多人也只重外表，不重内容了。“高科技”和普通科技一样，都要遵循市场规律的检验，一般说来，高科技项目同时也是高风险项目，就好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是贴个标签就赚钱。

    “在国外年薪10万美元”，听到这话，很多人直觉的反应是：乘以8，相当于80万元人民币。真的是“乘8”这么简单吗？实际上在国外公司能拿到这个水平的年薪的人并不鲜见，而这些人到国内要拿到80万元人民币却是很难的一件事。原因何在？一位归国者说：“问题就出在这种简单的换算公式上：从货币购买力的角度说，实际上现在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强，8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远高于10万美元。而且，在国内拿80万元的人，绝对处在社会的上层，自我感觉会非常好。另外，如果再加上市场和企业前景的因素，就更不好比了。”

    一位曾在美国硅谷工作的海外学人算了一笔帐：在美国每年拿10万美元，可是到了国内，每年拿到30万元人民币就已经不错了，换算一下，就是80万跟30万的差别。“可是我认为这是不能比的，那个10万跟这个30万意义不同。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很成熟了，不可能再出现很大的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公司今年利润10万，明年也差不多还是10万，发展了五年、十年下来，利润还是差不多。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今年是5万，明年可能是10万，后年可能是20万、30万。当然，也可能一无所获，回国创业的风险就在这里。我回国是追求一种极限的感觉，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要活到老了，再想到这一点，那时候就会后悔了”。

    “洋博士”、“老外”，这些称呼本身就昭示着国人崇洋心理与狭隘自尊的矛盾。有人说，将来外国人到中国来打工也算“外来人口”，很多人听了很是受用，因为现如今的“外来人口”与外地人、打工仔几乎就是同义词。北京要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什么时候真正有了“平常心”，什么时候才算突破了心理防线。客观地评价事物本身，对有上百年屈辱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

    学界新贵里“土博”、“洋博”的区分，如果只是头衔上的差别，也许并没有让人那么不平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50万年薪聘专家，中选的当然是“洋博”。如今大学教授们虽然是时价日涨，但能拿到10万年薪的，恐怕除了“长江学者”还是屈指可数，更别说50万了。如今“土博”们毕业后找工作很是不易，小庙容不下“大和尚”，在国内“塔尖”上的感觉是“高处不胜寒”。那么“洋博”呢？其实普通“洋博”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相当不易，所以才有很多人自己创业。在谈到留学人员归国是否会抢夺国内人才的饭碗时，北京大学的一位负责人说，在北大，其实土博士和洋博士各有所长，科研教学互相补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留学潮”，20年来长盛不衰。曾经有人感叹“北大”、“清华”成了美国大学的预科班，但是随着大批海外学子归国潮的到来，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成了中国人才的培训基地”呢？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个人的发展与完善，自然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完善。一位在美国生活了13年的留学生说：“我永远改变不了我皮肤的颜色，也永远改变不了身为中国人的事实，即使我已经拿了‘绿卡’，或者加入了美国籍。”

    归国人才的一个很现实的担心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学历高未必工作就好找，有时甚至还更难找。在硅谷，由于专业分工非常细，许多经理或工程师只能胜任生产链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国公司往往只要求总体方案，结果专业分工很细的硅谷人才回国后发现孤立无援，或者一位专才被任命为技术总监或CEO负责整个生产链，结果大多不能胜任。

    招到一个“洋博”，挂起来当招牌。听他的？不知道怎么听。没有的时候想有，有了之后却不知道怎么用，叶公好龙者，如今大有人在。如果是普通百姓，叶公好龙倒也无所谓；如果是身居要职、处于领导阶层的官员，叶公好龙则危害不浅。

    一位归国者说，他听国内的一些官员讲话，除了套话之外，听不出哪一个是关键词。也许“务虚”也算是一种中国国情吧，问题是这种风气已经从官场蔓延到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和国有企业，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经常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之后还振振有词。美国发展得快，关键在于务实。海外学子带回来的，无论是很好的想法还是已经成型的样板，或者成功的经验，遭遇“务虚”之后，就全部泡汤。务实与务虚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壕沟，令很多缺乏心理准备的人纷纷落马。一位回国工作已经10年并取得了骄人业绩的留美博士说：“ 在中国，要想做事情就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排除体制造成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找到一条成功之路。我认为，要做成一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务实，要从细处做起，细微之处见功夫，这是我在美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2年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