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我怀着惴惴不安的试探之心给挪威卑尔根大学克瓦尔海姆教授写了一封信，表示到他的研究小组作博士后研究的愿望，没想竟然成功了。
　　克瓦尔海姆教授是一位很活跃的化学计量学家，我到挪威的时候，他正担任着挪威化学计量学学会的主席和国际刊物《化学计量学与智能实验室系统》副主编。我那时一直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没把握，记得去挪威时，内心特别紧张，刚和克瓦尔海姆教授一见面，就主动向他说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好。可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说我的英语很好，没问题。我的自信心一下子给提了起来，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给了我不少鼓励，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刻意地在培养我这个中国人在语言方面的自信心。
　　在克瓦尔海姆教授的研究小组中，当时有5位博士研究生，4个是挪威人，一个来自斯里兰卡，而博士后就我一个中国人，压力不小。我想，我一个中国人，且是这个研究小组的唯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要是工作做不出来，可真无脸面回见江东父老了。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尤其是解决了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两个研究小组送来的合作难点问题后，克瓦尔海姆教授对我这个中国人的欢迎态度开始溢于言表，总说我们中国人工作努力，勤奋刻苦，一个人干了三个挪威人干的活。
　　我1994年又在挪威获得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学位论文的十几篇文章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发表的。多年来，我一直与挪威的学术同行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7年我们还与卑尔根大学一起，在张家界主办了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化学计量学会议，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代表有60多人，其中挪威人就占了20来个。
　　在卑尔根大学的化学计量学小组中，我还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就是罗尔福·曼纳教授。我到挪威时，他那时正是化学系的系主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他本人是一位瑞典人，可他的儿媳妇却是一位香港人。所以，他对我们在卑尔根留学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一种特殊感情，很喜欢和我们中国人交朋友。在他家度过的一次圣诞平安夜，我至今难以忘记。西方人特别重视圣诞节，而圣诞的平安夜则是整个圣诞节的最高潮。平安夜晚餐后，全家围在满树装点着彩珠灯的圣诞树旁，圣诞树下摆满了各人预先已买好的礼物，曼纳教授、他的夫人及他的儿子都为我准备了礼品。我知道，这是曼纳教授刻意为我这个单身在挪威的中国人安排的一份西方圣诞亲情。我感谢罗尔福，也深深地记下了这份国际间的友谊。
　　挪威的物价出奇的高。这对于我这个已完全适应于当时低收入和低消费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真是不太适应。一买东西，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中国国内的相应价格，难以出手。回想起那时的生活细节，今天仍难以忘怀的是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英国人的帮助。
　　按国际惯例，作博士后研究人员是可以携妻儿同行，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生活费用的。挪威为国外博士后安排的住处每月需要交4000挪威克朗(大约相当于当时的5000元人民币)房租，我在卑尔根大学找到一套两室一厅的便宜房子。这套房子很便宜，可家具全无。为欢迎妻儿的到来，也同时是为了省钱，我决定自己动手来建设。记得一天我看中了一个餐桌，并决定自己搬回来。我刚出门，就被一个老外喊住，问需不需要帮助，在他的帮助之下，我们把餐桌搬回了家。后来，他告诉我，他是英国人，他能体会外国人在挪威生活的艰难(当然，他一眼就可以认出我不是挪威人)。
　　卑尔根这个小城，平时上街的人就不多，尤其是星期天的早上，不过11点，街上简直就没人，令人难以相信它竟然是一座挪威人引以骄傲而闻名于世的旅游名城。可到了每年的挪威国庆节，卑尔根的大街小巷早早就被占满，满城水泄不通，很多人还刻意穿上挪威特有的民族服装，手中拿着小小的挪威国旗，赶到卑尔根来观看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挪威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开放，平时给人似有不苟言笑的感觉，可是，在国庆节那天，他们好像全变了，从他们携全家进城的认真中，从他们热情洋溢的游行中，从他们在这一天的开怀畅饮中，我可深深体会到挪威人那以自己是挪威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幸福情怀。这种情绪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自1992年年底回国后，我每两年或一年还回挪威短期工作几个月，卑尔根的变化不大，可我每次在与挪威人的交谈中，都从他们的言语和情绪中深深地体会到了我们中国在这些年中的巨大变化。
　　我愿我亲爱的祖国在以后的发展中真正展现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风姿，也能成为一个吸引欧美知识青年来求知求学的一个中心国家，为人类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