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Stanley Rosen），中文名骆思典，一个在纽约长大的犹太人，现在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中国问题30多年。
　 “简直就是一个糟老头啊。”乍一见面，有人这么说他。他的头发像爱因斯坦那样蓬乱地竖着，个子不高，冬天穿一件乱七八糟的羽绒服，夏天是T恤加短裤，脚上总蹬着一双旅游鞋，腰间挂着一只大腰包，里边装有细软。他的汉语说得极溜儿，中国的事门儿清，对北京特熟悉，会跟卖水果的小贩侃价，知道上哪儿淘牒，什么样的公厕既卫生又不收费，从积水潭到建国门坐地铁耗时多少……
　 他又是一个狡黠的小老头。
　 遇上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三转两转地又把问题扔回来，明明你在向他提问，可是最后你发现还是自己抱着那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你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总希望能从老师那里知道这些，可他对这类问题通常不回答，这让人很不习惯。
　 “狡黠是什么意思？”他问我。
　 “狡猾而又聪明。”
　 “NO！”他听了哈哈大笑。
　 “狡猾，我不要；聪明，我要。”他说，“不过我的中国学生说我是‘老顽童’，年老而又调皮的人。”
　 他给研究生上中国政治课，比如讲到“文化大革命”时，他会给学生5种观点的资料。“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不同的观点很重要。我不告诉他们结论，我要他们用自己的思想独立思考。”
　 年轻时，他留着长头发，听摇滚乐，反对“越战”，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的红卫兵。1971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采访了一二百个从广东偷渡到港的红卫兵，并由此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青年问题。
　 他收集了自1952年至今的所有《中国青年》杂志，每年来中国一到两次，观察和采访。每次回来，他要收集大量报刊资料、新书和DVD。像《断裂》、《中国社会分层》这些书，最早我还是从他那里知道的。
　 这几年，他研究的主要题目有：“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变迁”、“中国电影产业化”、“中国教育与社会”。今年3月，作为美国学者他被邀去台湾观察大选；7月底，在美国出版了他与人合编的新书《21世纪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8月7日下午，他在北京三味书屋做了一次讲座，谈“中国青年价值观变化”，他认为影响中国青年价值观变化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国际化、民族主义、实用主义或物质主义。
　 听众都是青年，随时可以提问。讲座后我又单独采访了他两次。下文中的“问”，是听众和我的提问。
　 “青年人对美国的态度有变化，原因很多，我认为1993年是个转折点”
　 问：先说说国际化问题，中国青年是怎么看美国的？
　 我1985年在中国时，很多中国学生跟我说：他们喜欢美国，批评中国政府比较多。他们说：我们非常相信“美国之音”。我告诉过他们：也不要百分之百地相信。我能感觉到青年人中当时“亲美”的人太多。
　 1989年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青年人对美国的态度有变化，原因很多，我认为1993年是个转折点。
　 首先是北京申请举办奥运会，美国国会表决说不要给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因为他们有人权问题。这是非常傻的做法，他们不了解中国。在北京大学生中搞调查，有75％的人说，美国这样做是干涉别国内政，不管我们对政府有什么看法，我们需要奥林匹克在北京，你不是国际组织，只是美国，北京申奥跟你有什么关系？
　 两三个星期以后，又发生了“银河号”事情，美国海军要检查中国一艘开往伊拉克的商船，看看船上有没有化学武器，这让很多中国人反感：美国是世界警察！
　 美国这样做，是非常笨、非常傻的，就像毛泽东说过的：你搬起那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这里有一份调查，是2002年零点公司搞的有关“国际意识调查”。对世界和平最有可能造成影响的：一个是美国霸权主义，一个是恐怖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日本。可以看出，美国是危险的，同时美国也是重要的。
　 还有一份对中学生的调查，“提到美国，你会想到什么？”，回答有：霸权、发达、世界警察、NBA、炸使馆、干涉别国内政、总统性丑闻、校园暴力、人才流入地、哈佛大学、环境好、TMD等。能看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问：刚才说到“炸使馆”事件，你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说过，事件发生后，许多美国人却对中国人怀有恶感，这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电视和美国的电视内容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的电视上是中国大使馆被美国炸，被破坏，有3人死；在美国的电视上，是北京的年轻人疯狂地把石头扔到美国大使馆里边去。两个国家的公民情绪是不一样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通过看中国的电视，我想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相信美国是故意“炸馆”的；而在美国的电视上，都是北京的学生往美国大使馆扔石头、扔东西，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问：美国人难道不知道中国使馆被炸，没有报道吗？
　 美国人知道，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几次出面说，不是故意的，这是个错误，表示道歉，其他没什么反映。问题是，报道在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不相信是误炸的，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人。
　 有时候开会，我会见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人，我跟他们说：我看过调查，中国大学生的思想里有两种美国：好的美国和坏的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国内的社会、文化是好的，对外政策是不好的。
　 我告诉他们，以前很多人相信“美国之音”，不过，慢慢不相信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你们说是“误炸”，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不是中立的。但“美国之音”的人不相信我说的话。
　 “9·11”给美国人很大的教训。以前，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美国，美国的文化什么地方都有，美国是最好的。别人告诉小布什，在国外反美的态度是比较强的，但他不相信。没想到会发生不喜欢美国的事情。
　 问：你说过美国有做得傻的地方，中国有没有？
　 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地方互相不了解，做出傻事情，美国有，中国也有。
　 大概是1998年的时候，有一天，美国驻北京的记者都接到电话，说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请他们去听报告，做报告的是重要的人。
　 做报告的是个副部长，他说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是建设性的合作。还给记者们吃了非常好吃的菜，像宴会一样，意思是说：我们给你们面子。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半夜请人来，接见他们，是给老外面子。
　 可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美国记者认为，干吗给我们吃这么好的菜，你们可以给农村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吃；第二，中方告诉美国的记者，我们对台湾、西藏等问题的态度是对的，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媒体应该这样报道，你们也应该这样报道。他们不了解美国媒体跟政府的关系。所以，当时很多美国记者都吓了一跳：他们（中方）认为我们是政府的傀儡吗？《纽约时报》就是这样把这件事给报道出来了。
　 “韩国电影成功，跟它审查制度变化有关，以前不可以拍的题材，现在可以拍”
　 我们再从电影的角度谈谈国际化问题。
　 在美国，我开“中国电影”课已经十几年了。
　 从1994年到2003年，中国进口的大片票房最好的是《泰坦尼克号》306．1（百万），其次是《珍珠港》106（百万）和《真实的谎言》102（百万）。《泰坦尼克号》发行好跟宣传有关，江泽民就告诉党员要看这部片子。
　 问：《泰坦尼克号》的成功，有商业运作和炒作的成功，而最近《十面埋伏》却被认为商业炒作、运作过头，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电影受到类似指责？
　 有。《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也有不少人不喜欢，商业片票房好，但不一定电影好。《十面埋伏》情况比较特别，因为在国内，现在没有别的电影在电影院放，只有它一部在里边。（众人大笑）
　 我看了很多文章，像这篇《张艺谋的艺术霸权》。电影院里不放别的电影，只有《十面埋伏》，这样做不好。没有竞争比赛，不是真的成功，票房好，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问：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产业化？
　 有进步，但不是很成功，因为问题很多。政府部门不像以前只重视电影的宣传教育，也开始重视票房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影响中国电影产业化。
　 首先是题材限制，禁区太多，在中国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拍的。韩国电影成功，跟它审查制度变化有关，以前不可以拍的题材，现在可以拍。比如：韩战、朝韩关系等等。现在韩国的电影非常成功了，今年韩片占韩国电影市场65％。其次，在中国投资人也不是太多，钱有问题。第三，中国的电影明星也不多了。你们看看这本《电影世界》，里边都是外国明星。
　 再看这份“1999年沿海中学生偶像调查”：第一个是迈克尔·乔丹（26％），第二个是成龙（18．6％）；2002年～2003年做过三次调查，排前三名的是刘德华、成龙、贝克汉姆。姚明也有出现，但他是在美国打NBA成名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的偶像都是外国或香港、台湾的？还有你们的明星为什么多是在海外拍了电影或得了奖成名的？你们为什么不培养自己的明星，不喜欢自己的明星？我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认为中国有好的演员：像巩俐、葛优、章子怡；导演也不错，我喜欢张艺谋、贾彰柯、黄建新等等。在美国，观众看电影，电影的主角很重要，会影响到票房；在欧洲，电影的导演很重要。
　 问：只要有大的投资，我们可以请国外的或港台的大牌名星来拍电影。
　 但是，这样请外边来的人，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有好处吗？怎样国产化呢，怎么能发展出中国的电影产业呢？
　 问：电影质量与票房收入有关系吗？
　 两回事，不一定。你看美国大片，有些很差，没什么故事，但特技棒，很多人看；一些艺术片，很好，但没有票房。没有票房，电影产业就没办法发展。
　 问：你看《十面埋伏》了吗？
　 我去电影院看的，我认为《十面埋伏》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它跟《英雄》不一样，《英雄》讲的是人为了国家、集体，可以牺牲个人；《十面埋伏》恰恰相反，为了爱情，可以背叛自己的组织、帮会。
　 问：《十面埋伏》如果拿到美国的话，会有票房吗？
　 不一定。在美国，99％上映的都是美国片。
　 1994年到2003年，亚洲电影在美国票房最好的是《卧虎藏龙》，1．2亿元，第二到第八都是港片，比如成龙的《红番区》，第九和第十，是日本片，一部是《我们跳舞去》，另一部是宫琦俊的动画片《千里千寻》。
　 第一个问题是：已经有《卧虎藏龙》了，很多美国人喜欢看。张艺谋的《英雄》在美国没有发行，《十面埋伏》里的刘德华在香港、内地很受欢迎，金城武在日本受欢迎，但在美国他们不一定受欢迎，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张艺谋在美国，一些喜欢艺术片的人知道，普通观众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是，这部片子里的武打不是最理想的，喜欢这类片的美国观众，看过很多香港武打片，《十面埋伏》在武打上没有超过它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好莱坞对亚洲电影还是感兴趣的，但不一定直接进口片子。前不久，他们花了1500万美元买了《无间道》的版权，拿到美国重新拍，请莱昂纳多等美国男演员来主演。
　 我接触过中国广电局的官员和电影发行公司的人，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每年进口那么多美国大片，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
　 我说：美国观众不爱看唱国歌、受教育的片子，不爱看主旋律电影，我想中国观众也不一定爱看。中国电影的题材，有中国味儿，国外观众不一定感兴趣或者说看不懂，像冯小刚的《手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观众不一定看得懂。
　 看我手里这张图表：2003年，中国进口片票房是4亿元，国产片1．5亿元，光《英雄》一部片2002年就有2．5亿元。可以看出，大部分国产片是很不成功，没有票房的。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调查：他们最喜欢是进口片，最不喜欢是国产片，不喜欢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质量太差。
　 好莱坞的片子在中国还是成功的，我问过电影公司的人，像最近的《后天》、《哈里波特》，包括《冷杉》发行得都不错。
　 从电影上，也可以看出国际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
　 “最后中国队输了，他说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总之，不是我们的原因”
　 现在，许多国外的学者认为，你们的爱国主义，其实很大程度上讲是民族主义。有人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我个人认为，爱国主义是好的，民族主义是不好的。比如说，炸使馆事情发生后，北京的年轻人往美国大使馆里扔石头，你们认为这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会伤害爱国主义。
　 青年中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上。今天晚上有中国队与日本队足球决赛，我最近看到日本报纸，报道日本队在中国怎样被球迷扔垃圾。
　 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后，有对青年的调查：看到电视报道后，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我们也应该打美国。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在北京，有报纸发表了《重新认识美国大片》、《重新认识美国新闻自由》、《重新认识美国的人权》等文章；另一方面，我还看到这样的报道，说在中国的外国跨国公司的员工，他们的生活、工作一切正常，他们是安全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
　 一方面中国政府需要有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又需要国外投资，怎么样做才能达到一种平衡呢？有时候是很难办的，不一定都成功。
　 中国准备修建高速铁路，本来日本人的技术和价钱是最好的。后来，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反对，因为政治原因，最后的选择可能会改变。
　 民族主义就好像剑的两边，都是锋利的，不好拿。大众民族主义太过分，会失去控制，矛头对准政府也说不定。
　 问：你怎么看最近赵燕在美国被打这件事？
　 发生这种事在美国并不奇怪，他们现在很害怕恐怖分子。美国人在中国被打，也发生过几次，不过，在美国是不会在报纸头条，当做最重要的新闻来报道。看看这张《环球时报》，头版一整版的赵燕报道，他们把这件事变成最重要的。
　 问：你认为，赵燕被打跟她是中国人没关系？
　 没有关系。如果她是个阿拉伯人，有可能被打得更厉害。
　 《洛杉矶时报》有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如何在报道这件事情，中国的反映是怎样的。假如你问美国人，我想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件事。但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过，我在互联网上也看到，有很多人讽刺赵燕，认为她是想要钱。
　 赵燕跟炸馆、撞机相比，是非常次要的。当然，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日本，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会让人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会让人认为是欺负中国人。
　 问：你看中日足球决赛了吗？
　 我看了，看的是CCTV5的实况转播。
　 我认为解说员的态度是不够中立的。他说到中国队时用的是“我们”，中国队进攻他说是好球，日本队进攻他说“危险了”；裁判判中国队员犯规，他批评裁判；但裁判判日本队员犯规，他就不说了。假如中国队去日本比赛，他们的解说员这样对待中国队，你们感觉好吗？
　 最后中国队输了，他说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总之，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踢得很好了，虽然我们输了。我认为这有一点点阿Q：原因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人的，是外边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在中国长大。他说，他发现中国人有这样的心理：自己是受害的，是被欺负的，别人对中国做什么事情，马上会想到是别人在欺负中国，是不公平的，都是别人不好，原因是外部的。
　 中国有13亿人口，又那么喜欢足球，那么想赢，足球应该特别好。可是，为什么不成功，踢得这么差？怎么就找不到有天才的球员？日本球员的身材并不特别高大，为什么总是输给日本队，以前甚至被香港队打败？到底是谁的责任？中国人为什么不反醒自己，不从自己本身找原因？
　 问：“9·11”后，美国为什么反反复复地调查？
　 因为要弄清楚是谁的责任，应该怪谁？要不要调整情报部门，要做什么改变？在美国，出了问题，反省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中国不用，只要过关就行。
　 问：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现在很可怕吗？
　 不是这样的。我带了很多团到中国，不少人是中学教师，他们都喜欢中国人。我想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分开的，分开了看的。
　 “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
　 最近两年，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青年中表现不是最明显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前几年发生了炸使馆、撞机的事情，民族主义表现得很突出。但说不定明天又发生什么事，它又会冒出来也不一定，现在中国青年最重要的特征：实用主义或物质主义。
　 青年人首先是赚钱，要买房买车，想办法进入中产阶级。
　 这是我刚刚买的《新现代》杂志，它的英文名叫“豪华生活”。我发现这类杂志很多，像《青年财富》、《白领精英》，内容都是高收入、高消费，封面都是很有钱的人，没一个是乞丐（大声笑）。
　 在广东省做小学生调查，大多数小学生说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将来当亿万富翁，像李嘉诚一样。
　 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以前还有雷锋，雷锋为人民服务，有螺丝钉精神。现在再提这些，没人要听。
　 问：你不认为比尔·盖茨是美国青年的榜样？
　 在美国比较奇怪，有些人甚至恨这个比尔·盖茨。反对全球化的人就不喜欢他，还有人反对他垄断软件。在美国年轻人中，并不是谁有钱就佩服谁，也还有理想主义者。我想美国人已经过了特别追求物质的阶段，但中国不一样，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0年前我来中国，到社会科学院，发现他们搞很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不过没办法发表，是禁区。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书，像这本《中国社会分层》，是我刚买到的。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阶层跟阶层或阶级跟阶级的存在，但中国现在也有了。
　 关于个人成功的问题，刘亦婷你们都知道吧？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讲她父母怎样培养她进哈佛，从出生到18岁是怎么教育她的。这是2001年中国最成功的一本书，广东省有地方还专门组织座谈会，号召大家以刘亦婷为榜样，向刘亦婷学习。后来，又出了《剑桥女孩》、《哈佛男孩》、《东京男孩》之类的书。《从北京四中到北大清华》，是我这次买的，这类书很多。
　 同时，我注意到另一本书，叫《我平庸、我快乐》，是反叛“哈佛女孩”的，它要追求快乐，而不是常规的成功。但是，《哈佛女孩》卖掉100万册，《我平庸、我快乐》只卖掉两万册。
　 问：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刘亦婷”这样的成功标准，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不是说不好，是有些过分。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获取成功，而不再是为了学问，学到什么不重要，考取什么大学才是惟一重要的。
　 这样做的结果很清楚，是负面的：自我中心，谁都希望成为刘亦婷，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成功，他们会产生失败感、挫折感，自杀的人也有。
　 我的一个朋友，是北师大教授，他的妻子也是教授，两个人都在美国读了博士后回国的。他们的女儿非常喜欢当老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她现在是小学老师了。如果按照刘亦婷父母的标准，变成小学老师就是失败的，非常不成功的。但我朋友的女儿这样做了，而且她非常快乐。所以，不要看别人，要看自己，不一定看常规的成功标准。
　 问：在美国可有这样的事？
　 美国的学生不厉害，但从亚洲来的学生，学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压力很大。不同文化背景要求不一样。
　 我是犹太人，我的父母中学也没毕业。小时候，假如我学习不好，我的母亲会打我，学习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自己没受过太高教育，一定要培养小孩受教育。犹太人和中国人比较接近，为了成功，教育是最重要的。但黑人不是这样，体育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强调篮球、跑步，这些也可以让他们成功。不过现在，我认为人最重要的，还是快乐。
　 在美国，我的不少学生是中国人。我有一个学生是上海人，刚拿到硕士学位，我常说他很实际。他讲，教授，你不要说我实际，实际是不太好的。
　 我问我的中国学生，为什么来读政治系，他们讲比较容易拿到签证。但读了一年以后，好多人就转到电脑或MBA上头了，为了以后好找工作。他们只是利用读政治系到美国，到了美国就转系，有的干脆在美国做买卖，他们比较实际。
　 另外，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形象也很重视。
　 看这份调查，是对沿海中学生做的“你认为最酷的事情是什么？”回答有：做某项极限运动（攀岩、蹦极）；冷酷的外表加上不说话；中学生到国外留学；夜晚不归地游乐；骑赛车狂飚；得到明星签名；电脑黑客；电玩高手；帅哥和靓妹在一块；有极特殊造型的头发，如光头女孩。“为什么穿名牌？”原因依次为：质量好、有面子、给别人看、让别人瞧得起我……
　 现在中国年轻人看重个人、看重小家庭，自我为中心，不太相信政府给的承诺。不像从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年轻人真正相信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是为社会主义的成功做贡献。而现在，他们是在为个人的成功做贡献。这一点很明显，是不可否定的。
　 我问过很多年轻人：你有什么理想？他们说：没有理想。我问：“理想重不重要？”
　 他们告诉我：“理想很重要，但我现在没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同’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问：您这次来中国，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我感兴趣中国的“洋博士”和“土博士”，也就是“海龟（归）跟土鳖”之间的区别。以前，他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比如分房子、待遇方面不同。不过现在“海归”太多了，所以区别不大。去年在上海就有7000人找不到工作，变成“海待”。我还发现，以前是“海龟（归）与土鳖”的冲突，现在是“海归”里边的冲突———有两种海归派。
　 一种是在海外拿到学位的；还有一种只是访问学者，他们到国外逗留一年左右，不拿学位，也没有压力，说不定是天天打牌的。他们为什么做访问学者，因为在国内他们地位比较高，是校长或副校长，院长或副院长，到国外去，他们更多的是为了镀金，回来后也成了“海归”。两种海归派的矛盾是：谁更应该被提拔？
　 问：假如“海龟与土鳖”没差别，以后出国的人会少？
　 不一定。土鳖还是要出国的，出国有好处。你看北大改革第一次方案中，还是强调出国的。我这次来中国，还关注“北大改革”，通过“北大改革”，可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北大改革方案的第一稿到第三稿我都拿到了。
　 问：许多资料网上就有，干嘛非亲自来呢？不来不行，我要和北大教授面对面。谈话
　 时，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身体语言。我采访了一个院长，他对张维迎批评很多。第一个方案是张维迎搞的，这次在北大，我发现很多人把他看成是个“坏蛋”。支持原先方案的人好多不是北大的。那个院长就说，这些人是从农村和偏僻地方来的，他们有野心，他们是想被提拔。
　 问：观察下来，你怎么看北大改革？
　 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基本被取消了，比如末位淘汰等。许多问题争论不休，很难办。改革，清华也在做，但北大跟清华的区别是：每次北大做事情，他们都先要告诉别人知道；清华也做了，但没告诉别人知道。
　 问：作为“台湾大选观察团”成员，你是怎么观察的？两岸问题，台湾青年是啥态度？
　 1991年台湾选举时，我就去观察了，收集了很多海报，记得有张骂国民党是“老贼党”。
　 这次去是台湾官方邀请的，他们花了不少钱，给我们坐商务仓，住五星级饭店。观察团的人分到不同的地区，我在台南。作为独立的学者，我要保持中立。我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不同的人。“枪击”事情发生后，我去了医院，也采访了支持民进党的人；选举结果出来了，我在台北也采访了抗议“阿扁说谎”的群众。
　 台湾每年都搞类似的调查：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还是两个都是？以前说自己两个都是的人比较多。但最近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跟大陆联系很少。我想，“认同”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问：你认为海峡两岸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两岸结果？（大叫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又有谁会知道？
　 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了，我认为这是最坏的结果。对台湾、对大陆、对美国、对欧洲，对整个世界都是不好的。最好的结果，我认为是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