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在海外留学生一样，她面对国内的环境，时常感到不公平。但成功的创业者并不在乎环境，关键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置身的空间。“我改变不了中国，我就改变自己，在做事情的过程中逐步改变社会”。
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的孙晓蓉，先后在澳大利亚、美国留学，读完了博士后。孙在回国之前任加拿大BC肿瘤研究所的研究员，期间参与了一项肺癌早期诊断技术的研究与发明，并成为其中课题负责人之一。她所发明的用于肺癌的诊断技术还分别在美国和中国申请了专利。
孙晓蓉最初回国的想法，还不是为了创业，而是科研。
“国内在该领域（早期肺癌诊断）尚属刚起步，离世界先进水平尚有很长的距离。我如能将这套技术引入中国，可减少我国在该领域十年的人、财、物的投入，缩小中国在该领域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用高科技的新技术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而且随着对这项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和了解，孙认识到“我们还可以进行其他肿瘤早期诊断技术的开发，如乳腺癌、胃癌等”。
因国外临床病例少，组织工作繁杂，成本高等原因，孙晓蓉想到回国与国内专家一起，在引进的技术设备基础上，共同开发研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的肿瘤早期诊断技术和设备。
此外，和许多在海外留学生一样，孙晓蓉面对国外的环境，时常感到不公平。“与其埋怨不公平，不如创造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于是孙晓蓉决定回国。
因为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外，孙晓蓉回国下了很大的决心，最后她决定，跟研究所请两年假，两年后不行就回去。1999年，孙晓蓉回到武汉，与母校同济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同济医大中加肿瘤早期诊断研究中心。
我改变不了中国 我就改变自己
海外学子在谈到中国目前的现状和他们创业的困难时，提得最多的两个词是观念和体制。而许多人对国内的观念和体制其实并不陌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孙晓蓉的最初抱负至少到现阶段还没有实现。
孙晓蓉的科研并没有她想像的那么顺利，她把原因归结为国内的科研管理体制，国外是凭实力的竞争，而在国内，申请科研经费、评奖什么的都做不到公平竞争。在这个体制下，她的科研很难有更新的发展。
而这时候，她回国的时间离两年还有很远。怎么办？只有再想个办法。正好这时政府号召科研成果产业化，孙晓蓉就成立了武汉兰丁医学高科技公司。但这个公司只是少量地利用国内较低的生产成本，为加拿大的BC研究所生产一些制剂和实验用品，并没有形成规模。因为要做一个生产型企业，就必须具有产品设计、制造、市场营销的能力和启动发展资金。从一个科研专家转到创业，孙晓蓉对这一切还毫无概念。
直到去年，孙晓蓉参加了首届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来华）创业成果报告会，通过跟其他海外归来创业人士的交流，她才豁然开朗。
孙晓蓉发现，癌症的早期诊断其实就是一个空白的市场。通过调查，国内每年做癌症早期检查（下转12版）的不到20％，而在国外是80％。因为中国对此不重视，早期诊断暂时没市场，而晚期诊断都很困难，那就先从晚期诊断做起。就这样，孙晓蓉又成立了武汉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
选好了项目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一切都必须做学问的孙晓蓉自己亲手去做。回顾创业的历程，孙晓蓉总结了三条经验，一是适应，二是靠自己，三是坚持。“最困难的是个人的适应，这适应包括观念、体制和思维方式。比如在国外你要凭实力，在国内没有表面文章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在回国创业的过程中，时时遇到各种矛盾、痛苦及艰难险阻。由于许多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很容易使人动摇坚持下去的决心。”
在去年与其他创业留学生的交流中，孙晓蓉认识到，成功者并不在乎环境，关键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置身的空间。“我改变不了中国，我就改变自己，在做事情的过程中逐步改变社会”。
孙晓蓉贡献了她的两个小经验，孙说这都不是什么好的经验。但这两个小经验真实地体现了“适应”，而且这“适应”听上去多少有些黑色幽默。
“适应”一：办检测中心，要拿卫生部门营业执照。一开始区卫生局、市卫生局怎么都不批，不批怎么办？孙晓蓉心想，第一我对医疗事业有贡献，第二我有实力，我先把事情做起来不怕你不批。于是她找地点、装修、聘专家、买仪器，一个像模像样的检测中心成型了，今年3月8日，孙晓蓉请来了市领导参观，同时也请来了卫生局的领导参观，卫生局的领导一看，这么高水平的检测中心，批。执照就这么拿下来了。
“适应”二：检测中心在门上做了个大招牌，按规定，挂招牌要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孙晓蓉哪里知道。很快就有人找上来说要罚款，数目不小，孙灵机一动，告诉上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已与分管的市领导打了招呼。工作人员走了之后，他们赶紧找到报批部门，补办了手续。
有人在会上戏称，孙晓蓉的经验一是“走上层路线”，二是“耍两面三刀”。
但不能不承认，这经验很管用。孙晓蓉说，很多时候与一些部门或企业打交道，“他们不怕我，他们怕市长”。刚开始回来创业的时候，政府给了一些支持，但政府也不能老扶着你，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头半年头一年，我总是在生气，现在一点都不生气”。
